瘟疫(天花、鼠疫、霍乱等)自古便是一个社会性的难题。早在商代,中国就有了瘟疫的文献记载《小屯·殷墟文字乙编》,到春秋战国时,人们已对疫情有了较高的认识,《礼记·月令》多次提到“疫”:
“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
“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果实早成,民殃于疫。”
先民们早已总结出,季节异常、违背自然规律行事,容易爆发疫情。
在古代中医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瘟疫理论。《素问·本病论》中首次提出了“瘟疫”病名,《黄帝内经》则出现了“疠”、“温厉”、“疫”等九个概念,《内经》提出五运内气导致瘟疫,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也是由于疫病。
那么古代是如何解决疫病问题的呢?
晋、隋、唐时期,人们对瘟疫的认知处于上升阶段,但留下了许多方剂,流传至今,依然沿用。这时期提出的“太乙流金方”流传极广:
将草药香物制成香囊佩戴于胸,如藿香、艾草、千里光、佩兰等,或悬挂于帘帐,或烧燃烟熏于居室。
唐代王焘于《外台秘要》中记载了22种辟瘟方,如知母解肌汤、大青消毒汤、地黄汤、香豉汤等。
到了宋、元、金时期,中医学的发展已趋向于完善,将瘟疫性质仔细区分、对症下药。宋代庞安在《伤寒总病论》中,将伤寒与温病区分;金代刘完素则为寒凉派代表人物;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将瘟疫分为“天”与“地”两类。这些理论研究,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
到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已经总结出一系列相当完善的经验。
西汉时,《后汉书·孝安帝纪第五》就有记载:
“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大医循行疾病……赐棺木。”
——对瘟疫患者的尸体进行隔离,能有效防范疫情传播。光进行尸体掩埋是不够的,清代熊立品《治疫全书》中记载道:
“伤寒无鬼,气候相传”
“福祸无门,唯人自召”
即邻里之间,首先就要切断联系。家人之间,亦要注意隔离,如清代陈耕道《疫痧草》记载:“家有疫人,吸收病人之毒而发病者,为传染,兄发痧而预使弟服药,若弟发痧而使兄他居之为妙乎?”
强调环境隔离。王孟英《重订霍乱论》中记载:“人烟稠密之区,疫疠流行。”,强调在疫情传播阶段,人们要避免聚集性活动,避免近距离接触。
《鸡肋篇》中记载:“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热水。”,和西方人不同,我国自古就重视喝煮沸过的水,这样就能防止病菌侵入。但光靠煮沸热水也是不够的,在疫病传播期间,将井水消毒、空气消毒也是重要的举措之一,在古装类型的电视剧中,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一旦出现瘟疫,井水就成了需要切断的来源之一。
《肘后备急方》中首次提出了空气消毒法,即用雌黄、雄黄、朱砂等消毒物制成虎头杀鬼方,在房屋中燃烧进行空气消毒;清代刘松峰的《松峰说疫》记载了饮用水消毒法:用赤豆、糯米浸泡在水缸中,每日取用;将苍术净水消毒;用麻子三七粒、赤豆七粒共撒水井中。
此外,居住之所的洁净也极为重要,陈虬《瘟疫霍乱乱答问》中写道:
“沟渠宜打扫清洁,衣服宜浆洗干净。”
“房屋大者宜多开窗牖,小者须急放气孔,而尤要者,则厕桶积秽之处,日施细炭屑其上,以解秽毒。”
疫情泛滥时,应当注意个人卫生。《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凡时行疫疠,常以月望日,细锉东引桃枝,煮汤浴之。”
《延年秘录》中记载,用桂心、兰草、大黄、麻黄等沐浴,可止疫情。
在精神上,《内经》中记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陈虬《瘟疫霍乱乱答问》中写道:“一切耗神之事,总宜戒断。”,强调颐养正气,注重精神调养。
此外,饮食方面,需要忌口。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凡得毒病后百日之内,禁食猪、犬、羊肉……又禁食面食、胡蒜、韭、生菜、虾辈。”
总之,清代基本形成了对抗疫情的体系,但由于科学技术不够,无法如现代这般快速有效地解决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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