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具体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得名。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出现在清代,20世纪后形成了移民高潮,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被当时人们认为“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
清代以前,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蒙古东部的东北地区,人烟稀少,大部分土地处于荒野未开、崇山未辟的状态。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关外的满族人大多随军入关,据估计明末清初满族人口约100万,迁入关内的达90万之多,编入汉军旗的汉人和大批奴婢也随之入关。即便在原来人口较多的辽东此时也是沃野千里,有土无人。
为此,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要求各地官署劝农开垦,“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者令原主开垦”;“招徕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无主荒田”,“永准为业。”顺治八年(1651)清廷谕令,“民人愿出关垦地者,”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
十年(1653)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例》,鼓励关内民众到东北,垦荒种地。对于招民的头目,“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者也授予相应官职;对招徕的移民月给口粮、籽种和牲畜。
与此同时,设置了管理民人的地方政治机构。于是,迅速形成颇具规模的移民潮。如在海城,顺治年间“招民开垦,直鲁豫晋之人,来日日众”。但事隔不久,清廷以东北为“龙兴之地”,担心关内汉人的大量迁入会损害旗人利益,破坏满族的习俗和秩序,康熙七年(1668)废止了招垦令,推行封禁政策,以后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从局部封禁到全部封禁,从验关封海到驱逐流民。
尽管禁令日见严厉,却不能完全禁阻关内民众进入东北。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荒,越来越多的山东和直隶省农民或泛海偷渡到辽东,或私越长城走辽西,涌向仍在沉睡的东北沃野。《荣城县志》载,“地瘠民贫,百倍勤苦,所获不及下农,拙于营生,岁歉则轻去其乡,奔走京师辽东塞北”。
仅康熙末年,山东到关外垦地者已多至十数万人;据统计,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大约有180万关内移民(包括后裔)来到辽河及吉林、黑龙江一带谋生。这些移民都是在清廷实行封禁政策的条件下进行的,故称之为“闯关东”,以后一直被世人所沿用。
关,指山海关。山海关城门,一关之隔,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却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所说的关东,具体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得名。闯关东的人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但和洪洞大槐树移民最大的区别,在于洪洞移民是官方行为,闯关东是民间自发。
闯关东,一个“闯”字突出了这条路线的艰辛。清廷以东北为“龙兴之地”,担心关内汉人的大量迁入会损害旗人利益,破坏满族的习俗和秩序,康熙七年(1668)推行封禁政策,以后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从局部封禁到全部封禁,从验关封海到驱逐流民。尽管禁令日见严厉,却不能完全禁阻关内民众进入东北。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荒,越来越多的山东和河北省农民或泛海偷渡到辽东,或私越长城走辽西,涌向仍在沉睡的东北沃野。这些移民都是在清廷实行封禁政策的条件下进行的,故称之为“闯关东”。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从移出地看,一面是天灾,旱、水、雹、虫、疫并发。一面是人祸,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太平天国、捻军、黑旗军、义和团等都曾横扫华北诸省。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新旧军阀的混战年年不断,战祸波及华北各省。兵灾匪祸频繁,日益加重田租、税负、差徭和额外摊派。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和灾民、难民不得不到东北去逃荒、避难。
从移入地看,东北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大部分土地尚未开垦,华北地区地少人多。在山东等地“闯关东”由来已久,移民中向家乡寄钱者有之,带财物回乡过年者有之,也不乏发财致富成家立业者,这些刺激了更多的民众要到关外谋生赚钱。胶东有些村庄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逐渐形成了“闯关东”的习俗。所以在华北特别是山东的胶东和河北的冀东,劳动力稍一充裕,或一遇天灾人祸,首先想到的是携家带子,或集结亲戚好友,蜂拥到关东去谋生。
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危险,“闯”入东北。
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日本紧跟其后,两国竞相在东北扩张势力,修筑铁路、掠夺资源,需大批劳动力,迫使华北破产。农民移民关外,多是华北地区的农民,尤以山东、河北两省农民最多。山东胶东地区的登州、莱州、青州和河北省保定、滦州等冀东地区、京津地区,有便利的途径,有“闯关东”的习俗,是移民的主要输送地区;后来,重灾区河南省依靠发展起来的铁路,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逃亡到东北。
以修筑当时的中东铁路为例,《东北开发史》引日本人稻叶君山的话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之供给地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东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
据统计,1921年关内向东北移民仅为20.9万人,1926年增为56.7万人,以后移民数量猛增,1927年达到105万人、1928年为108.9万人、1929年为104.6万人、1930年为67.3万人。即从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间共有近618万余人到东北谋生。有的学者估计,从近代明令移民实边到清代末年,移入移民(含后裔)的人口达到1400万以上,年均近30万人。有的专家认为,20世纪三十年代前,每年从冀鲁豫去东北的约有40至50万人,不少年份超过百万。
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
移民潮打破了地域之间的局限,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和互补,有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东北与关内社会经济和文化更加协调和统一,双方商品的交流,资源的互补,文化习俗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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