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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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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宗汉(1877-1944),原名佩萱,中国女权活动家,民主革命家,贫儿教育家。投身民主革命洪流,领军起义制运军火、提倡女权倡办女学,是辛亥革命的女杰和妇女运动的先驱;支援各项抗战活动,为反对袁氏-、-侵华战争、社会公益事业做出卓著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挚友和中国贫儿教育的开创者。
  富家民革
  徐宗汉,原名佩萱,原籍广东珠海市北岭村,光绪二年(1876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买办兼茶商家庭。
  徐宗汉是徐氏家族的第三代。她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从小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思想上较少封建羁绊而更多的是开放进取的精神。徐宗汉18岁时,由父母做主,许配给两广总督洋务委员李庆春的次子李晋一为妻,生有一女一子。几年后,李晋一病逝,徐宗汉并没有悲切守寡,而是毅然脱离家庭,投入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此时,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大姐徐慕兰。徐宗汉在大姐徐慕兰带动下,逐步成长为一个追求进步、勇往直前的革命女性。
  徐宗汉年轻时就很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她经常外出参加社会上的进步活动。1901~1902年之间,在广州女医师张竹君所设的福音堂里,她经常参加两广志士胡汉民、马君武等人的每周聚会,“或议论时政,鼓吹新学”。徐宗汉与张竹君私交甚笃,对张竹君兴办的医院和女学堂等社会公益事业予以慷慨援助。
  同盟女杰
  1906年,徐宗汉应二姐许佩瑶的邀请,到马来西亚半岛的槟榔屿协助桥校教学。这年8月,孙中山委托新加坡华侨陈楚楠、林义顺等在槟榔屿筹建槟城的同盟会分会,由爱国华侨吴世荣出任会长,黄金庆为财政员。这时,徐宗汉“闻而善之,亟投身为会员。时助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等扩张党务,深资得力”。1908年秋,她回国路经香港,拜访了冯自由,介绍了几位亲友加入同盟会。以后,她又接受同盟会组织的委派,与高剑父、潘达微等在广州组织同盟会分会,发展党务。他们设立“守真阁裱画店”作掩护,先后介绍女医生梁焕真、陈瑞云、罗道膺、杜乐汉等多人加入同盟会,后来还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
  1909年秋冬间,同盟会南方支部为筹划广州新军起义,徐宗汉来到香港冯自由家。她与孙眉(孙中山的哥哥)、杨德初、陈淑子(胡汉民夫人)、卢桂屏(冯自由的庶母)、李自屏(冯自由夫人)等、用缝纫机制成青天白日旗百余面,准备在起义时使用。起义前夕,她与陈淑子、李自屏携带军火由香港乘船到广州。她们在行装中塞满子弹0,被褥里还夹藏有青天白日旗,陈、李二人生怕出事,坐卧不安,徐宗汉却保持镇静,怡然入睡,使清吏不起疑而未予检查,顺利到达目的地。
  1910年2月11日,同盟会会员、广东炮一营左队三排长倪映典率领新军起义,遭清军围攻、捕杀,因准备不足而失败。当时,徐宗汉与其侄李应生等奉同盟会南方支部命令,在广州高第街宜安里设立机关,相约于举义之时分头纵火,以乱清军耳目,与大塘乡李福林部联络策应。徐宗汉按约定在宜安里纵火,但很快被清军扑灭,机关内藏在被褥里的青天白日旗也被警察搜去。徐宗汉为探听信息虚实,托庄汉翘到警署去领取,警吏传言须物主亲自前往领取。宗汉知道事情暴露,与庄汉翘赶紧逃往香港。
  辛亥英雌
  辛亥年(1911年)三月,孙中山、黄兴在广州策划武装起义。起义前,徐宗汉率同一批亲友,其中有其侄儿李应生、李沛基和女友庄汉翘、卓国华、卓国兴、黄悲汉等,在香港摆花街同盟会机关里制造炸弹,并将起义需用的枪械弹药秘密运到广州河南的溪峡。她们以溪峡的一间颜料商行为铺面,门外贴上大红对联,假装娶亲办喜事,将武器弹药分别运到小东营各起义点。这天,由徐宗汉扮作主妇,卓国华扮作新娘,热热闹闹地“乘坐花轿,身穿红袍”,轿内“尽是大小炸弹之类”和当晚起义所需的武器。大姐徐慕兰也在组织接应等方面作了周密的布置,出色完成这次明办嫁妆,暗运军械的任务。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敢死队进攻两广督府,与清军血战,身负重伤,脱险后回到溪峡机关,正好遇见徐宗汉,徐宗汉急忙为其裹敷伤口。4月29日,徐宗汉为黄兴改装,避过清兵盘查,与女医师张竹君一起护送黄兴乘船到香港,进入雅丽氏医院治疗。医师在为黄兴动手术前,须经其家属签字,徐宗汉在张竹君怂恿下,以妻子名义签字,手术后又尽心照顾。黄兴与徐宗汉两人志同道合,从此成为革命夫妻。
  黄兴出院后与胡汉民等移居九龙,在香港组织“东方暗杀团”,策划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新任广州将军凤山,以配合武昌起义。徐宗汉与李应生、李沛基兄弟等积极参与其事。1911年10月10日,武昌提前起义并获成功。黄兴接宋教仁急电,于1911年10月17日由徐宗汉等陪同离港赴沪,前往武昌指挥革命军战斗。这时沪、宁及沿江口岸尚未光复,清军查验极严,难以通行。他们到上海后,徐宗汉求助于在上海开设医院的张竹君。张竹君立即出面组成开往武汉战地的红十字救伤队,黄兴扮作医疗员,徐宗汉扮成护士,随行的还有宋教仁、陈果夫等。他们于1911年10月28日到达武汉参加指挥战斗。
  徐宗汉到武汉后,冒着炮火投入救护伤兵,并协助张竹君在汉阳设立临时医院。1911年11月27日,清军-,汉阳失守,长江被清军-。徐宗汉与张竹君借红十字会的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汉阳渡江到武昌。这时,上海已光复,-革命联军正进攻南京,催促黄兴前来主持大局。1911年11月28日,黄兴即与徐宗汉等离开武昌到上海。随着南京的光复和孙中山的回国,12月31日徐宗汉随黄兴到达南京,参与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公益先锋
  民国成立后,徐宗汉积极投身妇女界的政治活动,为争取妇女权益和谋求妇女的解放而参与政事。孙中山接见了她,给以鼓励,并聘她为临时稽勋局的名誉审议。“南北和议”后,广东北伐军征战徐州后回到南京,带回难童二百多人,黄兴通知陆军副官寻找民房为之收容。之后,成立了南京贫儿-,由徐宗汉负责该院工作。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未几,黄兴因讨伐袁世凯失败,经由上海逃往香港,继而避难日本,第二年避居美国费城,此时患上了肝病。徐宗汉闻讯赶赴美国照料黄兴并协助其工作。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的讨伐声中暴卒。7月8日,徐宗汉随黄兴回国抵达上海。这时候,黄兴已病魔缠身,加上回国后工作操劳过度,于10月31日在上海逝世,终年42岁。徐宗汉与黄兴有二子。黄兴去世后,徐宗汉一度住在沪滨,抚养遗孤。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徐宗汉与上海博文女校校长李果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领导上海妇女投身-。她被推为该联合会会长。不久,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刘清扬等人抵达上海,她们呼吁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得到徐宗汉等人的热情支持。徐宗汉以上海各界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并担任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她慷慨解囊,捐资各爱国团体开展工作。“五四”运动后,许多有志青年为追求真理,纷纷赴法国勤工俭学,徐宗汉也尽力资助,促成其行。一年之间,耗尽家财,不得不变卖住屋,生活陷于困境。
  女权女学
  苏俄十月革命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连年的内战、灾荒,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陷于经济困境。1921年,上海成立了“俄灾赈济会”,徐宗汉担任该会的演讲部主任,到各处去呼吁捐资救济苏俄难民。这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李达,准备在《新青年》刊物之外,再创办一个《妇女声》杂志,以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王剑虹、王会悟(李达夫人)等找徐宗汉商量,希望此杂志能作为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出版。徐宗汉表示同意和支持,使《妇女声》杂志得以顺利出版。
  1922年2月李达和王会悟受党组织的委托,与徐宗汉合作创办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平民女校。上海平民女校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开办,对外称女子工读学校,由王会悟任该校理事兼任徐宗汉的秘书。平民女校每天上半天课,专设课程,分别由邵力子、陈望道、张守白、沈泽民、沈雁冰、安立斯(美籍,女)、李希贤、范寿康、周昌寿、-等讲授。为区别于贵族女校,平民女校强调“专为平民女子设立”,其宗旨是培养平民女子掌握知识与技术,以谋求妇女的自强自立和解放。该校除专设课程外,每周还有两小时的演讲课,由教员轮流讲演,内容都是关系到平民女子的切身问题。徐宗汉不仅为平民女学资助部分经费,还为办学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女学不设校长,采取民主办学的方式,由李达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教员、学生和校工代表担任。女学设高级和初级班及校务工作部。第一批共招收31名女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在“五四”运动鼓舞下向往民主自由的爱国青年,如蒋冰之(丁玲)、王剑虹、王会悟、王一知等,还有从封建包办婚姻束缚下解脱出来的童养媳。-对这所由国、共两党合办的女学十分重视,不仅经常过问学校的情况,还担任社会学课程,多次到校讲授政治时事。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指示,从苏联回国的、到上海汇报工作的、或在沪短期停留的党员干部,都要到女学去作演讲报告。如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施存统(复亮),都到女学作过时事政治报告,深受师生欢迎和好评。这所学校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是与徐宗汉的努力分不开的。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发展,徐宗汉与廖仲恺、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真诚地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挚友。
  矢志抗战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南京,徐宗汉又去接办她于1912年创建的贫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解决数百贫苦儿童的温饱与教育问题。她还在安徽创办了一所农场,以作为贫儿劳动的实践场地。1931年,为了筹措贫儿-的经费,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远涉重洋,赴美国向华侨募捐。时“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东北三省,为了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她把为贫儿募捐扩大到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为
  收复东北而奔走呼唤。以后,她又去墨西哥、巴西、古巴、秘鲁等国向各地华侨募捐,疾病染身仍四处奔波,几致不起。她向华侨演讲,激昂慷慨,声泪俱下,表现出真挚的爱国情感,使华侨们深为感动而踊跃捐资,仅在墨西哥一地就募捐到45万比索。她以个人名义,募捐到一架价值2000美元的教练机,让人带回祖国作为航空学校教学之用,以弘扬孙中山“航空救国”精神,激励国人为航空事业献身,奋勇抗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徐宗汉又带着有严重心脏病的病弱之躯,率领部分贫儿到暹罗募捐,向华侨宣传抗日救国。回国后,她在云南鸡山创办贫儿院,但因经费不足,又不得不将那些-的贫儿送回安徽贫儿农场安置。
  1940年,徐宗汉移居重庆。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心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日由衷地表示赞佩,同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表示愤恨和谴责。在重庆期间,她经常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她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常有往来。她真诚爱国、坚持革命和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行动,博得中国共产党和社会进步力量的高度评价。
  1944年3月8日,徐宗汉因肝病不治逝世于重庆,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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